whisper

轉貼：拯救天星
12 December 2006

致各天星之友：

收鐘在即，十萬火急；明天(12/12)中午，到場聲援！

近日天星碼頭和鐘樓已經被竹棚和膠幕重重遮蓋，清拆銅鐘外圍石屎工作進行得如火如荼。據我們了解，鐘樓內的銅鐘，明日便開始拆卸，以便搬往歷史博物館，從此成為陳列展品。

而我們近日找回一份2001年由古物古蹟辦事處委託顧問進行有關天星與皇后碼頭的文物價值研究報告，當中高度評價天星碼頭和鐘樓的文物價值：認為鐘樓是香港的重要地標，顧問建議政府把鐘樓完好遷移，新地點並必須與周遭環境協調。報告可於這裡下載

但政府最終沒有按建議規劃，令我們對整個諮詢過程大感疑惑。我們正努力游說各黨派人士，促請政府停止清拆天星碼頭和鐘樓，初步已取得近半數議員支持。

今後兩天，將會是決定鐘樓生死的重要時刻。我們一班好友會在明天中午十二時左右開始自各到場，以不同的方式去阻止銅鐘被拆卸！就是每個人能阻他們十五分鐘，不同時段不同人接力去做，加起來還是可以阻得數天！

思網絡

相關連結：

〔最新現場報導〕天星碼頭何時成了私人地方！？

何志平立法會內講大話老屈古蹟部門建議拆天星

抄貼：拆得走天星拆不走殖民思維
17 December 2006

【明報專訊】大約個多月前，舊天星碼頭開出最後一班小輪，十五萬名市民湧到送別，絕大部分人只懂得拍照留念。早在送別之前的一段時間已有數十名市民在碼頭抗議政府準備拆卸碼頭和碼頭的鐘樓，送別之後抗議之聲繼續在碼頭響起。當建築工人圍起碼頭開始拆卸的工作時，在碼頭抗議的人士索性佔據地盤，阻止拆卸的工作。政府方面亦高調回應，特首曾蔭權強調拆卸天星碼頭和鐘樓的決定已經過五年的諮詢，社會已有共識。房屋及規劃地政局長孫明揚更特意在報章撰文，擺出極之友善的姿態，文章一開始便說：「我們完全明白社會有人對舊天星碼頭作為集體回憶的訴求」。文章的題目則是：「?眼發展、兼容懷舊」，以孫局長的身分，相信報章的編輯不致擅加題目。

局長認為保留鐘樓的訴求是為了保留記憶是對的，市民阻止拆卸碼頭和鍾樓完全不涉及個人利益，純粹為了保留香港的城市記憶；但局長將保留記憶的訴求等同懷舊卻是錯的，因為懷舊只是淺薄的記憶，就像無痛分娩一樣，懷舊只是無痛的記憶。無痛分娩需先接受麻醉，懷舊亦一樣，因此在消費市場裏久不久便會推出某些懷舊的消費商品。保留天星碼頭和鍾樓的訴求不但完全無關消費，而且是為了讓香港市民藉?碼頭和鐘樓這些城市記憶的載體記起香港昔日的城市面貌。

這裏絕對無意譏諷局長欠缺文化視野，局長的文化視野不是問題所在。局長起碼擺出友善的姿態，可以繼續對話。反而曾特首為了貫徹他那套「強政勵治」的長官威勢，一再強調政府已按既定程序做了必須的諮詢工作，拆卸碼頭和鐘樓的工作必須繼續；一副絕不妥協的姿態，令人感到心寒。曾特首心裏必定清楚明白特區政府的所有諮詢工作無非是九七前港英政府推行的諮詢政治的延續，九七前的港英政府是殖民地的政府，港英時代的諮詢政治無非是在不可能實行民主政治的情况下的補救措施；更何况九七前的港英政府是殖民統治的產物，對香港社會根本不會有任何願景可言，一切只看眼前的利益。諮詢政治便也是這種不提願景，只顧解決當前問題的政治形勢下的產物。已有評論認為曾特首上任以來處處強調要務實，無非是掩飾他對香港缺乏願景的缺點。

無願景無承擔

拆卸天星碼頭引起的爭議便足以說明後九七年代的特區政府一如九七前的港英政府那樣對香港社會既毫無願景，也無意承擔。一個有承擔的政府對十五萬人擁到天星碼頭送別不會毫無反應；一個有民意基礎的政府更很可能早已體察民意，主動提出保留碼頭的方案，不會推諉已做了諮詢；一個有承擔的政府更會一早檢討保護古蹟的條例﹕ 以香港地價之高，絕少建築物可以迄立不倒超過五十年，因為土地的價值遠超出土地上的建築物。香港社會又一向奉行市場萬歲，保留舊建築物不符市場規律，因為不能將建築物佔用的土地重新投入市場獲利。香港因而是一個沒有記憶的城市，二三十年歷史的樓宇一般難逃拆卸命運。在一些極端的情况下，剛落成還未入伙的樓宇也會被拆卸。

建築物是一個城市的記憶的載體，在日常生活的環境裏，人和建築物的關係並不是遊客對?聞名已久的名勝古蹟那樣目瞪口呆的看個飽。在日常生活的環境裏，人和四周景物的關係是建基於一種長期接觸而產生的密切關係。二十世紀德國哲學家班雅明稱這種接觸為tactile appropriation。雖然字面的意思是指由觸摸而得，但班雅明明言人們日常生活裏，每天路過時見到的景物其實有如直接觸摸一樣，久而久之摸透摸熟，因此深深嵌入腦海裏，成為不可磨滅的記憶。因此在日常生活的環境裏，即使是平平無奇的景物，對久居當地的人而言卻是記憶的載體，必須珍而重之。

天星碼頭正是香港市民在日常生活裏經過長期接觸而深深嵌入腦海的景物，一個有承擔、對香港有願景的政府不用諮詢已明白天星碼頭是何等重要。尤其是天星碼頭所在的中環是香港經濟的核心地帶，地價異常高昂，中環的建築物拆卸的速度是全香港之冠，而且成了誇國資本征服全世界的標記，完全不能讓人感到一種在地的感覺。中環的海岸又不斷向維多利亞港伸延，年紀稍大的市民所熟悉的統一碼頭和卜公碼頭對已是歷史陳蹟，連港外線碼頭也被推出一般到中環上班的人士的視線範圍之外。在熟悉和在地的景物變得日漸稀有的情况下，天星碼頭差不多成了碩果僅存的景物，但特區政府卻沒有負起領導社會的責任，帶頭保留天星碼頭。

把熟悉的變陌生

保留天星碼頭的訴求絕不能被等同為懷舊，這是一個宣示香港是香港市民的城市的訴求。保留天星碼頭的訴求是關於香港是市民熟悉的城市還是變得愈來愈陌生的城市，保留天星碼頭的訴求確是為了保留香港的城市記憶。本來天星碼頭早已深深嵌入市民的腦海裏，拆卸碼頭也不能消滅它，因此保留天星碼頭是為了能夠和以後的人溝通，為了能夠繪聲繪影地向以後的人說出這個年代的故事。在殖民統治的年代裏，香港是個沒有記憶的城市，那不因為當年的市民善忘，而是因為殖民統治除了掠奪資源，更要將外來的事物強加在一個社會身上，因此不能容忍香港的城市記憶。記憶是塑造歷史傳統的鏈帶，保留香港的城市記憶，香港便會漸漸形成自己的歷史傳統，外來的事物便不容易強加在香港身上。

殖民思維不死

在後九七年代裏，香港在名義上已結束了殖民地統治，明年更必定會大事慶祝回歸十周年；但從特區政府處理天星碼頭的過程裏可以見到特區政府的思維方式仍停留在殖民地的年代，完全忽視保留香港的城市記憶，建立香港自身的歷史傳統的重要。但說句公道話，不能將責任完全歸咎特區政府。由於九七回歸，香港在完全沒有經過任何解殖的運動便在名義上以致憲政上解除了殖民統治；加上在九七回歸的過程裏，安定繁榮的主調蓋過一切，香港社會對殖民統治的遺害除了高地價政策和填鴨教育兩項之外，便再舉不出其他事例。

另一方面，法治社會的基石、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以至大抵清廉和高效率的公務體制等卻同是殖民時代的產物，因此解殖的意義並非是文革式般掃除一切與殖民統治有關的事物，而是進行一次徹底的存貨盤點，清楚列出殖民統治對香港社會的各種影響，不論是好的和壞的。很明顯這種徹底盤點存貨的工作須動員大量人手，而且很可能要跨代進行。

保留天星碼頭的訴求的重要亦不言而喻，在殖民統治的年代裏，天星碼頭所在之處是中環的中環；在海底隧道尚未興建的年代渡海小輪更是香港交通的樞紐，一九六六年為了天星小輪加價更觸發暴動。

對於跨代進行殖民統治的存貨盤點，天星碼頭的存廢起了關鍵的作用，一個明白和重視香港歷史的政府當然會對天星碼頭珍而重之，雖然特區政府不是這樣的一個政府，但不少市民已完成拆卸殖民地統治的思想框框，走進天星碼頭的地盤，抗議特區政府繼承殖民統治的手法，拆卸香港的城市記憶。

文﹕馬國明
編輯：曾祥泰

看表，他說
20 December 2006

前星期天早上在大埔墟蕩著，帶著年年久久以前交付我找鐘表師傅換電池的金石電子表，去換電池。

媽說，那個師傅從前在爸成長的市墟，跟爸一起唸小學跟爸同輩兒長大，同樣也是子承父業的幹著鐘表修理的行當，只是性子和際遇都不同，現在我只能找這位我不曾認識的先生，去換電池。

表行裡擺著時款的時鐘和腕表，先生問我要什麼，我說座檯的掛牆的鐘我都想看，看了一會才亮出袋口的電子表說換電池。他看了看，還以為是新款的金石手表，「怎麼那麼快要換電池？不是十年電池嗎？......噢，我搞錯了，這不是新款的型號。你知道嗎，金石新款的都像你這個，很像樣，說電池可撐夠十年──打個折吧，也夠走個五年吧。你這個舊款的，大概可走兩三年。」他瞄瞄我，見我仍在打量櫥窗的座檯鐘掛牆鐘，便補問一句：「有沒有看中？」

數月前旅行的時候在跳蚤市場買下一個掌心般大的發條鬧鐘，行針走了個多月便出了問題，時針分針兩臂走到半路便停了。心想大概不會找到師傅會修理舊鐘，就想乾脆買個新的，可是橫看豎看，新款的鐘沒個看得上眼。我以為世界上除了掛在牆上的圖畫以外，時鐘就是最考驗眼力考驗審美的、為眼目情欲效勞的俗物了──何況時間也不只關乎眼目。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直到十二，都是字形設計的問題，而鐘面是圓是方，字體相隔均稱割切合宜，針長針短是寬是幼，都是考量權衡的要素；另外掛牆的鐘還更頭痛，因為不單為了自己看，媽媽的老花眼中，鐘面不能沒有數字也不能夠是羅馬數字。(不過，我不是每買什麼都耗費心力的，例如燈泡燒了我不會等，家裡所有鬧鐘壞了我也不介意買個不大稱心的先支撐場面。)

我向師傅回答說：「沒有。還是舊鐘比較好看。」他點頭肯定那個時代的手工：「對。可是生意也難做啊，沒辦法......。」

後來這段對白令我聯想到被拆掉的鐘樓，還有小時候爸爸調校古鐘的鐘擺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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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走過天星碼頭兩次以後，我再次想起我的停止了轉動的發條鬧鐘。要是它走不動，它給放在書桌上作個怡情擺設實在沒有意思，尤其這個時候，有些東西需要延續下去的必要性，猛地搖動著我。

從工作室下樓走兩個街口，即銀行門口的街角，一位約六十多歲的老翁常在晚上擺檔。他的檔子是由一張闊不過肩頭很多的木桌構成，桌上有照明燈，裝有透明膠櫃，櫃上列有不同款式的錶帶、錶飾面、電池之類的配件，桌面和抽屜都放著小小的工具和說不出名字的小零件。

那晚我路過檔子的時候，有一位中年男人在光顧，他換電池。我問老翁先生會不會替人家修理發條鬧鐘，因為沒有帶它在身，我下意識比劃著鬧鐘的大小和上發條的動作，他不作聲卻拿出錢和筆──這時中年男人跟我說他是聾的，發條鐘也會修──我回看老翁先生，紙上寫了兩個字：看表。

我跑上樓，再回來的時候中年男人已不見了。老翁先生慢慢解拆鬧鐘外殼，直到內膽的金屬殼也拆開來了，他恍然大悟地用手中的螺絲批敲著卷曲著的發條餅子。他再扭動了幾下發條，又再執筆寫：「發條抹油修理，走慢了二十分鐘。修理需五天，$80，(然後數算日子)，21日取。」我點頭說可以，也加一筆：「走了一半停了。」他肯定地點頭，口裡咿呀地說什麼。我滿懷感激地先付賬。

現在二十日晚，明晚就可以再聽見鐘聲。

夢見卡夫卡第五回
22 December 2006

關於卡夫卡的書。

Gustav Janouch的父親跟卡夫卡是保險公司同事，年輕的Gustav對寫作發生興趣，晚上亮燈而寫，就被父親發現。父親知道卡夫卡寫作的才華，便暗地把兒子的稿件交給卡夫卡指教指教，並把他介紹給卡夫卡認識。Gustav自此跟卡夫卡成為長年好友，他晚年並寫下他對卡夫卡的回憶錄《卡夫卡的故事》(Conversations with Kafka)。

一般認為除了背叛卡夫卡遺願把他的作品出版的Max Brod以外，Gustav Janouch就是幾個掌握卡夫卡一手資料的人之一。再數下去也有不少，例如卡夫卡的同輩同學Oskar Pollak，他們的書信往來不淺，德勒茲及伽達里在《卡夫卡：邁向少數文學》裡甚至提出過他們之間或許有著鮮為人知的親密關係的懷疑。

《卡夫卡：邁向少數文學》裡的註腳，多番提到Klaus Wagenbach的卡夫卡傳記和卡夫卡處身的布拉格，看來還有一大片資料從未發現過，不肯定有沒有中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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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圖放大)

Max Brod嘛，除了《卡夫卡傳》外，還寫了這本卡夫卡評述，名為Franz Kafkas Glauben und Lehre，意思是「卡夫卡的信仰與思想」，1948年出版。中文版好像沒有。但是在網上找到1954年的日文版資料，於是我懷疑曾經也會有人譯過中文，只是在某些歲月裡，消失了。

年初在柏林舊書店淘得這本原文版，後贈送了一位懂得德文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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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面的日文版資料顯示，Franz Kafkas Glauben und Lehre裡還收錄了Felix Weltsch的文章。唏！怎麼可以忽略Felix Weltsch？他是卡夫卡的摯友之一，是卡夫卡同代的哲人，與卡夫卡及Max Brod等組成讀書會辯論哲學、文學和時事，亦是最先強調卡夫卡作品的幽默感的人之一。他著作繁多，又辦起《自衛》周刊(Selbstwehr)報導德語城市的猶太社群生活及文化動向。Felix Weltsch跟卡夫卡生活得那麼近，理當對他作品有深刻的看法。可惜我不諳德語，只好繼續等待有心人把他1957年的Religion und humor im Leben und Werk Franz Kafkas翻成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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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是這個巨大的卡夫卡網上資料庫：

The Kafka Proj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