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緩慢
5 May 2004
如果容許緩慢，我樂意在夜間走遍四五間便利店，去找一份賣剩的報紙，不管回到家裏有沒有空去讀。我常常重覆這樣的動作，譬如繞過許多彎路，到達那原本經直路直達的地方，譬如提早到達，然後在目的地的周圍巡視一番，諸如之類，有時甚至討厭方便。
第一次搭西鐵，入夜、入元朗，窗外的市郊稍瞬即逝，站與站相隔很遠，好像身處異地。一個鐵路網負責市區的交通，一個鐵路網負責把市區與郊區接連，一條鐵路線接連機場，許多城市如此複印著。如果容許緩慢，我想好好消化窗外流逝的景象，用神去思索氣味引申出來的記憶，然後學著唸詩，然而未吐出第一個字車門就打開，又催逼關門。「下一站是康城，我們將會停留一分鐘。」我記起乘客叫嚷，不滿為甚麼只停一分鐘，怕抓不著行李下不了車。也許不，這個對比不公允，這裏，我只能怪地太少人太多；譬如那些老纏著我腳跟的蚊子，如果活在一個暑季最高只有十五度的國度，牠們會不會抱怨理想現實兩難存？
下車：一條乾燥的河道，住宅大廈剛點起的光，小橋，記憶中的巴士站，單車及其上的人兒，我開始為這些事物重新命名。新建的車站顯得巨大，耀眼，如果鐵路可以容許蜿蜒的曲線，如果公路不會開山劈石...... 如果車站本身是一座山，如果鐵路那樣刺穿自己的車站......
夜行小巴
8 May 2004
或者因為小巴的體積或乘客數量的原故，小巴司機對保障乘客生命安全的使命感，的確比巴士司機為小。但我不是責難他們，像我那麼喜歡長途車程的人，只會理解他們必須以身體經驗那一種速度，才能抵抗夜間精神的衰微，而且以他們耳朵對引擎稍稍變動的音頻的靈敏度，我們可以放心交託，相信在時速上限一百公里的公路上行車一百三十，一塊爛鐵皮不會那麼在速度中瓦解，或在上限七十的山路急彎走出一百有多，都不會盲目撞進中線的某個發光的安全島。
城市就這般容許一部小巴去體現或物化了，我們底焦躁不安的歸心似箭的心情；從一處地方激憤地向另一處地方前進，巴不得一眨眼就到，起點幹著事情A，終點幹著事情B，兩者中間的交通狀態，卻是我們一直忽略了而且是我們想盡辦法要徹底消滅的狀態，這務求趨於零的一眨眼，卻是小巴司機賴以生存的時空，他並非處於任何地點而純粹地經驗時間，沿途我們睡覺或四處打量而目光那麼呆然，司機卻把精神放在踩一腳油門推一下速桿的細節上，實實在在的經營時間(時間機器)，除此以外沒作甚麼。如果這一切都是時間和速度的問題──好像不同物件的不同顏色，如果是科學發現所指的是不同頻率的光線反射──那我們的焦急煩躁，是心裏形形色色的性情的哪一種時間維度？
下筆之先
12 May 2004
每次為別人(或自己)設計書封面，就是神經最最極度緊張的時刻，艱難的地方不是畫畫的過程，而是落筆之前的一切一切顧慮：要怎樣切合主題，要怎樣跟紙張的質感和顏色配襯，如何在特定的長寬厚度找到視覺平衡，要怎樣跟內文排版協調，要拿甚麼視覺原素或要畫怎樣的筆觸風格和色調切合全書的氣氛，要怎樣經營那第一眼的first impact，甚麼字款怎樣排列，筆尖要畫出甚麼主體/角色/人物而他們又要擺出甚麼靜態抑或動態的pose，圖像如何跟書名產生引人入勝的化學作用要直接了當地讓人理解同時又不能太直腸直肚，書皮表面應該透露/隱藏哪一段文字或哪一段評語，怎樣可以在書店並排並排的書海中突圍而出，假如書本被插在架上書脊怎樣可以弄得起眼等等等等......
合上眼去幻想一幅完成圖，眼珠就在眼蓋裏面滾著滾著，張開眼眼就累了，手握著筆，心情急得燒燋了而一隻手仍然是一隻猶豫不決的手，然後白紙仍是一張白紙。因為封面不像內文，它不容許把情節放在時間之線上鋪排和延展，那麼急躁，每一筆都是歸納和總結，急躁得無法容許任何聲音的滋擾。
真是便祕。
我會選擇喝一罐啤酒，等待靈光一閃可以開始下筆了，往後一切就順開來......
灰歌點唱：給電台某兩人
14 May 2004
w 這天寫了幾段很好的，請各位一定要click去他網站看看，meanwhile我點唱：
法官黨委親友老細街坊神父齊觀看
許多位醫生都診斷不出症狀
這個病人 沒處方
天真的他愛說愛想愛尋覓方向
今天呼吸不到空氣滿身冷汗
壓力異常 是沒法抵抗
舊理想 跟他安葬
赤子心 跟他安葬
舊記憶 跟他安葬
莫再想 當天一切的景況
法官黨委親友老細街坊神父回家去
TV中精彩的廣播已帶走眼淚
繼續繁榮 又碰杯
天真的他偶爾也許還浮現心裏
追憶當中偷偷不免有些眼淚
要是淡忘 亦沒有不對
舊理想 跟它安葬
赤子心 跟它安葬
舊記憶 跟它安葬
是與非 跟他安葬
舊理想 跟它安葬
赤子心 跟它安葬
舊記憶 跟它安葬
淚已乾 周遭一切又如常
──達明一派「沒有張揚的命案」
更正啟示
17 May 2004
Bernard Pokojski的新書發佈會及朗誦會應為六月十八日(星期五)下午七時，假佐敦道52號法國文化協會媒體資料室舉行。
內心 (五)
18 May 2004
老師來電，說起教學的種種，我驚異於她的毅力，那是一種像二十歲初頭的毅力，像我二十晚都已經感覺乏力的地方，她仍滿有熱心，想要對學生栽培得好一點，不甘心一個學季完結就等於教育的完結。早前我借了黃國峻的《度外》給她，她在聽筒的另一邊就說到這位早逝的作者，因而談論到，我們或重或輕的生命。
她問我關於信仰的事情，我不知道怎樣道明這對我的意義和我從中的得著，因為到最終也不是為要「得著」甚麼而去「相信」(我那麼討厭「為要得著天上的財寶」的說法)。語言一旦說出來，就免不了偏離事實及本質的悖謬，最好顯得寡言，我只能一再說到自己在外地被竊去所有財物的經歷，那些不可思議的巧合和奇事，假使那些奇事印證了一點甚麼，此外我就沒有別的可以發表了。從來都不是會傳或肯傳福音的人，太多可供爭辯的地方我從來不懂辯明，無法說服別人甚至無法說服自己，活在這個時代我無力衝破一切語言作為意識形態的體系的這種想法(字典裏的每一個字詞，不過是字典裏其它字詞的配套而已)，以至，就讓不說出口的真理繼續成為真理(假使時代仍然肯追求真理)。在信仰的角度來說我也不是一個無可指責的好榜樣，不信的人──其實我實在討厭把人分成信或不信，我實在討厭「分別為聖」的概念──總對相信的人諸多挑剔，反之亦然，突然人人都是患潔癖的衛生幫。
他們說到某某雜誌的方針，既不是左派行動型，又不是學院論說型，又不是消費型的三不賣刊物，我打趣說，「即是受信仰感動但又不傳福音卻又不至於棄掉信仰的那種人囉！」
記起初中的時候，有高年級的同學來傳福音，有一位說，「耶穌基督真有其人，你看聖誕節已有二千年歷史全世界的人都慶祝，若不真有其事，全世界的人豈不是瘋的？」──然後的日子，我們看見，為甚麼有些「正常人」可以種族清洗某些人可以政治逼害某些人，為甚麼有些「正常人」可以動用國際性的機制去行使及正常化了更多隱藏的暴力和剝削，為甚麼有些人帶頭說A然後全世界的人都跟著說A──我不是說人類的愚行如何令人憤慨如何令人慨嘆為甚麼神容許這些事發生，而是想問常常把福音掛在唇邊又竭力傳揚的人，到底知不知道這世界發生了甚麼災難。
如果脫去所有相信的理由，如果我把一切值得相信的理由都看為烏有卻又堅持相信，可不可讓我就以這種方式去純粹地相信？「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At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Word was with God.) 可不可以容許我拚棄「字詞」(Word)，而只親近神？(「道可道，非常道」)我一再想到，塔可夫斯基電影《犧牲》的主角焚燬家園獻祭的一刻所立下的，是一個啞誓。
如果容許我重覆，我也只能一再說到自己在外地被竊去所有財物的經歷，那些不可思議的巧合和奇事，假使那些奇事印證了一點甚麼，又假使有人對我這樣那樣的作為加以表揚，我只能夠說，將頌讚歸給祂，此外我就沒有別的偉論可以發表了。
教孩子
26 May 2004
幾個星期以來斷續地讀著維根斯坦的《哲學研究》，是初次讀他的著書。慢慢讀，吃不消的時候就抓起另一本不相關的、易消化的書來調劑一下。維氏在書裏設想了許多例子和譬喻，指出我們學習語言，或教人學習語言，靠的不是事物的意義和對事物的理解，而是訓練，像技能一樣的訓練。
「我派某人去買東西，給他一張紙條，上面寫著：『五個紅蘋果。』他拿著這張紙條到了水果店，店主打開標有『蘋果』字樣的貯藏櫃，然後在一張表格上找到『紅』這個詞，在其相應的位置上找到一個色樣，嘴裏數著一串基數詞(...)一直數到『五』，每數一個數字就從櫃子裏拿出一個和色樣顏色相同的蘋果。──人們以這種方式或類似的方式和語詞打交道。──『但他怎麼知道應該在甚麼地方用甚麼辦法查找『紅』這個詞呢？他怎麼知道他該拿『五』這個詞幹甚麼呢？』──那我假定他就是像我所描述的那樣行動的。任何解釋總有到盡的時候。──但『五』這個詞的含義是甚麼？──剛才根本不是在談甚麼含義；談的只是『五』這個詞是怎樣使用的。」
* * *
某個沒有關上電視的下午，在教育電視的英語節目中，見有一班小孩坐在學校的圖書室，一位既似校工又似老師的男人提著巨型的工具箱進場，說，"I'm a sign maker"，要為圖書室添置一些告示牌 (我聽見這句 "I'm a sign maker" 當然怔了一怔)。他欲打開工具箱之際就發覺原來帶漏了甚麼，便撇下工具箱出去把那些東西取回來。趁這時，小孩子們就偷偷打開那工具箱，取出一張兩張三張告示牌，貼貼貼， "Shouting"、 "Running" 、"Books on the floor" 等等，我一見這些告示牌就哇聲笑了出口，竟有圖書室會張貼這種頑皮的標示；孩子們就在圖書室裏又跑又叫，書本隨處放。過了一會那Sign Maker回來了，見此混亂狀，就亮出原先帶漏的東西來，就是"No"的告示貼，還有大支大支的斜條，一一貼在原先的告示牌上，變成"No Shouting"、"No Running"、"No books on the floor"的意思──暴亂平息──我們那樣子給事物賦予(使用上的)意義，我們那樣子給文字賦予(使用上的)意義。
然後又是告示牌：一位朋友帶著他的五歲左右(?)的兒子來。父親一面工作，兒子一面做功課；兒子其中一樣功課是認路牌，要把「隧道」的路牌畫下來，他不懂畫，父就著子請教我，著我畫給他看，讓他照著畫。
他畫完路牌又抽出另一樣功課來做，不大集中的，抄寫一段英文字。那段英文字很特別，他有時把字母S寫成左右反轉的S，有時又把字母a寫成左右反轉的a。父親感到疑惑，說兒子寫字就是那副怪模樣，問我可知道關於兒童語言學習上的種種，他怕那是甚麼一種學習障礙，我搖搖頭說不知道，可以問問朋友吧，於是他就繼續紏正兒子的鏡射字母。父親指著那些筆下的字母問兒子，兒子點頭知道正寫的S和反轉的S是有分別的，可他寫著寫著又一再寫出了一個個反轉的字母。我看著，想，或者讓孩子多點照鏡，練習分辨左右，可能會有幫助吧？但對於生孩子和教孩子這回事，恕我無能為力了，就算不是因為讀過或沒讀過維根斯坦，我也會在孩子的正寫S和反寫S的面前感到不由自主，橫豎都看得明白是一個S字，我就更不曉得理直氣壯，說正寫的S是對的而反寫的S是錯的。我看著他寫字只覺得非常有趣，好像那些對文字外型的觸感特別敏銳的字型設計師，在嘗試製作一套新字款似的。對著孩子我只懂得欣賞他們不守規矩的創意、強大的適應力、和錯漏誤失的美感，你怎麼忍心要紏正他們成為社會的螺絲，你怎麼忍心告訴他們世界有太多false hope？譬如畢卡索，還有許多許多許多大師到最後最老煉也莫過於追求小孩子稚氣的筆法和率真的思維，我們大人有甚麼值得拿出來教小孩？沒有。除了愈教愈壞。從來沒有生孩子的打算。
在巴士碰見高中班主任，她說到自從我那時搞過那齣向Edvard Munch致敬的話劇後，許多往後一代的學妹學弟排演戲劇的時候都照樣模仿我劇中一位演員般尖叫，而沒有意識到那尖叫一場原是為了重現Munch那幅題為「吶喊」的畫作的，因此他們的戲劇變得尖叫泛濫；老師又說，自從我班首次在班際歌唱比賽中把小時候的卡通歌大雜會編成雞尾歌參賽奪標後，許多後來者爭相仿傚，卡通歌唱得太多舞步跳得太多，當年評判老師說我們「在僵化了的詩歌和僵化了的比賽中，唱出了比賽的原意和團結的精神」，這一切現在卻演變成僵化了卡通歌和僵化了的綽頭式比拼。老師怪我愛搗亂，好事多為禍及下一代，我鬆了鬆膊，我想實在無須為一件心感滿意的作品而愧疚於心，但當年讓全校觀賞的劇作，或許可以為同學帶來一時的頭腦沖擊和啟迪，但要達到薰陶之效，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了。譬如掬色老師，她每每都提到教學機制的不善，哪處都是，她很希望在每季遇到表現特別優秀的同學中，再跟進指導他們的創作，或試在學制上安排一季與一季之間更好的連貫，好讓特別有潛質的同學不會在隨機的老師/學科/同學編排中走失了更多啟導的機會。要把一個孩子養育成人，成為一個對世界有真正貢獻的人，太艱難太艱難......